解密三論之一：對解密性質的再認識

解密，即國家秘密的解除，指已確定為國家秘密的事項，因情勢變化失去其國家秘密屬性，不具有保密價值，按照相應程序從國家秘密事項中分離出來，不再按保護國家秘密的措施進行管理，知悉范圍內的機關單位和人員也不再對該事項履行保密義務和承擔保密責任的行為。

長期以來，我們對解密行為性質的認識比較模糊，往往容易將定密和解密行為等同起來，認為二者在思維模式上不存在差別，在制度上可以采取相似的設計。事實上，定密和解密雖然同為人類思維活動，但是二者在思維方式上卻存在明顯差別。定密行為是對事實的判斷，即明確某一客觀事實是否為國家秘密的是非判斷。而解密則不同，是一種價值判斷，需要對解密行為可能產生的后果作價值評判，是建立在定密責任人內心選擇基礎上的決策行為，復雜程度遠遠高于定密行為，需要賦予定密責任人更充分的自由裁量權。如果簡單把定密方法套用到解密活動中，就很可能張冠李戴，造成明顯的判斷失誤。

當前，定密程序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制度規定。國家保密局編撰的《國家秘密定密工作指導手冊》對定密程序作了較為詳盡的解釋，定密程序的關鍵在于“一一對應”，那么解密能否也制作一本詳盡的解密指南，將可以解密和不能解密的所有情況都羅列清楚，也讓定密責任人能夠“一一對應”呢？

答案是否定的，對解密制度最為專業的人士也很難制作出這樣一本指南。由于情勢變化太快，任何指南都遠遠跟不上節奏。比如，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曾嘗試制定原子能信息解密的大致范圍，將原子能信息劃分為3個類別，確立了3種不同解密標準：第一類是可以解密的資料。即不能直接應用于生產或軍用方面的科技信息。這類信息解密后對國家安全影響不大，對科學進步大有益處，可以解密。第二類是暫不能解密的資料。即解密后雖對國家長遠利益有好處，對科學發展也很有價值，但會直接影響軍品生產、和平時期原子能利用的重要技術信息。這類信息暫不能解密。第三類是不能解密的資料。即這類信息解密必須要等核戰爭威脅減少，包括生產能力、現存放射性物質數量、核武器產量和庫存。作為指導性意見，美國在解密原則上作出了較為細致的規定，但是離能夠“一一對應”還差得很遠。因為無論確定多么詳細的標準，最終都要歸結到定密責任人的主觀能動性上來。那么解密究竟是什么性質的判斷呢？

1.解密是一種價值判斷。按照我國現行保密法律法規的規定，解密有兩種最為基本的方式，即自行解密和提前解密。自行解密，即保密期限屆滿則解密，是現行保密立法專門設計的具有強制性的倒逼機制。提前解密有兩種情形：一種是保密法律法規或者保密事項范圍調整后，不再屬于國家秘密的。這是被動解密的情形，屬于法律變化后的應對措施，不是實質意義上的審核解密，不屬于定密責任人的思維判斷范疇。另一種是公開后不會損害國家安全和利益，不需要繼續保密的。這種情形才是定密責任人真正需要價值判斷的解密活動，也是實踐中最常見的情形。

按照保密法及其實施條例對解密標準的規定，只有公開后不會損害國家安全和利益的事項才能夠解密。這就決定了審核解密的核心是利益，有利則解，無利則不解。實踐中對這一標準的理解往往片面化，認為只要對我國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任何不利的都不能解密，只有完全有利的才能夠解密，這就大大限制了可以解密的范圍。理論上，所有的國家秘密都應當可以解密，只是期限不同而已。因此，國家秘密可以解密應該為常態，不能解密應為例外。如果片面理解對我國家利益有利的概念，則會對審核解密工作造成束縛。解密是一種價值判斷，不是“非黑即白”的是非判斷。既然有價值權衡，就必然要比較利差，體現利害博弈。如果利益大于損害，就可以解密；如果損害大于利益，則不可以解密。具體反映到解密活動中，能否解密不能簡單以是否損壞國家安全和利益為依據，而是應該比較對國家安全和利益損害和益處的大小，得出有利或者不利的結論。比如，當解密某一特定階段的歷史文件，可能會將政府運作模式和內部考慮公諸于眾，對政府工作造成一定的影響；但解密后公眾可以更好地了解特定階段的歷史，對政府的公信力產生正向效應，二者權衡，對國家利益更為有利，則可以解密。在具體解密工作中，作出一個價值判斷，是需要經過系統分析和精確抽樣調查的，簡單的“拍腦袋”決定則存在諸多風險。

2.解密是一種推定，可以由反證推翻。解密結論是對客觀形勢的預判，按照認識規律，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準確。要提升定密責任人解密的主動性，就必須承認解密是一種主觀的思維活動，不要強求定密責任人永遠正確，從不犯錯。而應當將對定密責任人的關注點轉移到引導其遵守認識規律，符合程序要求的路徑上來。從思維形式上考察，解密是一種推定活動，是依據某一基礎事實，憑邏輯規則和日常經驗法則得出相應結論，并可以被推翻的思維過程。解密需要對國家秘密解除后對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影響作出判斷，這種判斷是建立在現有基礎事實之上的。

解密推定需要以定密責任人形成內心確認作為唯一目標。內心確認是定密責任人主動認識客觀，對客觀事實積極思考后形成的內心狀態。它要求建立在不受外界功利因素和思維定勢影響的基礎上，是一種對內心真實要求較高的思維結論，盡可能做到主觀和客觀的統一。這不僅需要定密責任人具有對解密工作的自我約束，還需要為其形成自由心證創造良好的外在環境。人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如果在解密制度設計之初，就對解密錯誤的處分過重，對不及時解密的處分過輕，解密的風險無法預測，必然造成定密責任人內心確認受到功利主義的侵害，避重就輕地將內心的天平傾向于不解密的結論。與此同時，定密責任人的獨立性必須受到保護。保密法及其實施條例并未設置定密責任人的層級，所有定密責任人都應當是平等的，其作出的是否解密的結論都是自己內心確認后形成的合理判斷，在沒有明確反證推翻前都應當被認為是最終結論。作為行政機關，其組織結構存在上下級的科層關系是必然的，但是上級的結論并不必然涵蓋下級的判斷。定密責任人制度本身并不妨礙單位內部的層級管理，上級定密責任人能夠更改下級定密責任人的解密判斷，但提出更改的唯一理由就是提出明確的反證，而不是層級的高低。

定密責任人作出解密推定結論具有蓋然性（有可能但又不是必然的性質），這種蓋然性允許定密責任人的判斷在容忍范圍內出錯。為了防止解密推定的錯誤對國家安全和利益造成損害，應當承認解密結論的可推翻性，允許提出反證。由于解密結論在解密實際后果發生前始終處于不確定狀態，有關機關單位可以對這一結論提出反證，推翻解密推定。這一方面有助于提高解密準確性，賦予其他機關單位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權利，另一方面也督促定密責任人盡力使自身主觀認識與客觀事實保持統一。但必須注意，其他機關單位提出反證的強度不能低于解密推定本身。雖然解密結論具有蓋然性，但如果不對異議提出大致相當甚至更為強烈的強度要求，顯然會違背解密推定制度設置的初衷，造成解密程序上的混亂和反復。因此要嚴格把握解密異議在強度上的要求，只有解密推定異議方提出比較確實可靠的證據，定密責任人的解密結論才可能受到質疑或者被推翻。

3.作出解密決定需要把握常態聯系。解密本質上屬于一種價值認定，由于通過簡單的推理和判斷，無法獲得或者難以對解密后果進行判斷，只有通過具有穩定或固定的內在聯系來進行推定。這種常態聯系應當是一般、常規、普遍情況，只可能在例外、特殊和極少數情況下才可能產生偏差。其反映的仍然是一種蓋然性，只不過是高度蓋然性，對解密而言，完全可能達到被定密責任人容忍的程度。

定密責任人在確定解密后果前，客觀實踐難免會存在一些例外的事實，讓定密責任人產生一定懷疑，但定密責任人往往不會將這些懷疑繼續擴大，對自己的內心確信提出苛刻的要求，這符合心理學上人類認識對懷疑容忍的心態，但容忍的程度卻很難量化。在作出解密與否的判斷時，如果要求杜絕一切解密后果的偏差是不可能的，存在懷疑也是合乎情理的，反而會對定密責任人起到一定的勸勉效果，在心理上暗示其以最大謹慎進行解密判斷。為了更順利地作出解密推定，定密責任人應當善于總結認識規律，形成經驗，主動建立常態聯系，比如，情報人員的身份與情報人員的安全是緊密聯系的，情報人員的安全與國家安全是緊密聯系的，有了情報人員身份泄露的基礎事實，必然推定出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再比如，武器裝備的核心技術與我國軍事實力的發展水平緊密聯系，我國軍事實力的發展水平與國家安全緊密聯系，因此，武器裝備核心技術必然與我國國家安全有關。常態聯系是不斷變化的，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時期、不同節點上，常態聯系不盡相同。比如，宗教問題的事項解密是否一定影響國家安全，這種聯系也是相對的，在宗教緩和時期，解密不影響團結，但是宗教緊張時期，有關宗教的事項解密就可能影響國家安全。

4.解密推定具有一定的風險和缺陷。解密作為建立在蓋然性基礎上的推定過程，必然存在判斷錯誤的風險和缺陷，需要定密責任人在實踐中盡可能地加以克服。一是作為解密推定根基的經驗規則具有局限性。解密中依據的常態聯系，本身就是在多種可能性中的擇優選擇，是一種對最大可能性的選擇，其所依賴的經驗規則的正確性不可能百分之百保證。二是一定時期的解密政策可能影響解密推定的準確性。解密直接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不同時期的解密政策會對解密活動具有一定的引導功能，比如，經濟繁榮期可能對信息共享的推進力度較大，而國際關系緊張期則可能對信息安全審查力度更大。當解密活動更多地考慮政策因素時，其準確性就不再取決于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具有的常態聯系，其結論很可能背離現實。三是作為解密推定主體的判斷具有主觀性。解密推定是運用經驗在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形成思維的飛躍，尤其是對常態聯系的正確適用，完全依賴于定密責任人的自主評判。因此，定密責任人的教育背景、生活閱歷、工作經驗和價值取向等方面的差異，會很自然地體現在常態聯系的主觀判斷上，從而使得解密推定結果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作者：張敬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