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西南局時期的保密工作

保密工作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手段。鄧小平在西南局時期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了獨特的保密思想，戰勝異常嚴峻的環境，構建起大西南保密體系，充分發揮了保密工作的重要作用。

 

形勢嚴峻，西南迫切需要開展保密工作

特務高度密集，尋找一切時機制造事端，妄圖顛覆西南各級新生人民政權。減少敵特分子的破壞，為正在進行的社會變革創造穩定環境，西南迅速開展保密工作迫在眉睫。

西南解放之初面臨的環境異常復雜，特務高度密集，反動黨團在重慶留下區分部書記以上的骨干就有9000多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潛伏成為特務；渡江戰役之后，蔣介石和毛人鳳等人為挽救敗局，督促成都開辦“游擊骨干訓練班”，培養反革命分子潛伏運作、策反、暗殺和爆破等特務技能，對抗新生人民政權；國民黨貴州省主席谷正倫辦起“自衛干部訓練團”，學員配發武器和電臺，滲透潛伏在工礦、企業、學校里，暗自控制全省14條通航河流航運；云南作為蔣介石集團在大陸最后掙扎的基地，基本成了全國各地潰退特務頭目的集散地，軍統、中統和國防部二廳這三大特務系統駐川、康、黔、湘、鄂、蘇、贛、渝、平等省市的職業特務骨干，攜帶設備紛紛流進云南，嚴重威脅云南的穩定。蔣介石集團在西南留下職業特務約80000名，這批特務在解放西南過程中沒有受到徹底沖擊。

這些特務們一面散布謠言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揚言蔣介石即將反攻大陸，以此惑亂人心；一面盜騙情報，組織暗殺、縱火、投毒、搶劫、爆破，破壞生產，擾亂社會秩序，甚至組織土匪叛軍攻占縣城，發動暴亂，尋求一切時機顛覆西南各級新生人民政權。

另一方面，鄧小平和劉伯承率領第二野戰軍進軍西南時，帶來的干部極為有限，西南各地人民政權建立后不得不留用大量舊有機關工作人員，這些人員極為復雜，不少人利用人民政權立足未穩之際，里應外合，勾結境內外特務，竊取機關情報，破壞西南穩定。

西南又是少數民族密集地區，一部分特務勾結少數民族上層社會中的反動分子，利用政教合一體制和支族紐帶關系裹挾蒙騙基層少數民族同胞叛亂。潛伏在西南的帝國主義特務則始終覬覦邊境領土，妄圖借機制造事端，從而達到分裂西藏的目的，其危害更為巨大。

減少敵特分子的破壞，為正在進行的西南社會變革創造穩定環境，西南迅速開展保密工作迫在眉睫。

 

全面統籌，迅速統一西南干部思想

在西南軍政委員會會議上，鄧小平圍繞“要保守國家秘密”發表了重要講話，并明確了“為什么要保密”和“怎樣保密”的問題。

西南解放之初的保密工作是一個從無到有的巨大工程，鄧小平從干部思想認識問題入手，從思想源頭上增強干部加強保密工作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針對復雜的社會環境，鄧小平于1950年10月18日主持召開西南軍政委員會第10次集體辦公會議，圍繞“要保守國家秘密”發表了重要講話。他開宗明義地指出：“無論各黨派、政府各部門、群眾團體，都有它一定的秘密性。”新中國成立初期仍處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鄧小平指出：“國家各方面的工作都要通過計劃去做，消息傳播了出去，言者無意，聽者就有意，這是非常危險的。”

接著，鄧小平解決了干部“為什么要保密”的認識問題。西南解放之初，干部的主體為南下干部和軍隊轉業干部，對于西南特務猖獗的情況缺乏思想準備，沒有形成保密習慣。鄧小平指出，西南情況不同于解放區，“過去在解放區，洋人、帝國主義的間諜很不容易進來，結果，有的同志保密習慣很差，所以現在要進行教育。”新中國成立后，有很多關乎全局性的計劃和工作，在沒有公布之前泄密會造成重大損失。針對成都和重慶等地取締白銀黃金流通時出現的特務預先竊取情報、散布謠言慫恿群眾形成擠兌風潮的事件，鄧小平嚴厲批評了西南保密工作的疏漏：“有很多措施，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我們還沒有拿出來，敵人已經預先布置，煽動口號已經出來了。”強調要引起高度警惕。

同時，鄧小平還回答了“怎樣保密”的問題。他在這次會議上強調，只對機關工作人員進行保密教育是不夠的，還要嚴厲懲罰經教育后仍然泄密的人員，而且懲罰要比觸犯其他任何法律都更嚴厲，因為“嚴格說起來，泄密不管自覺不自覺，都等于叛國行為”。在保密工作常規化上，鄧小平要求保密工作實現法律化和制度化：“保密問題必須成為國家一個重要的法律。”沒有法律保證，沒有形成制度，保密工作難以持久。鄧小平將西南保密工作制度化的任務指定給西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孫志遠和副秘書長高興亞、熊子俊3人完成，要求他們研究具體辦法。在降低泄密的可能性和減小泄密的危害上，鄧小平指出，秘密要有一個相應的范圍，以便于追查，文件泄密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開會時文件發放范圍過大。為此，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強調：“最主要的是，不要把參加會、看文件當作政治待遇，這樣知情的人就少，泄密可能性也就小了。”萬一泄密，“就去找這個范圍的人，如果沒有范圍就無法追究了”。在保密工作檢查問題上，鄧小平視檢查為提高保密工作質量的重要一環，要求西南各省市區要加強保密檢查：“各地應專門組織委員會經常提一提，紀律監察委員會也以此為中心工作。”這樣，經常性的保密檢查成為促進西南各省市區加強保密工作的有效途徑。

 

立竿見影，西南保密工作成績斐然

西南組建了強有力的保密機構，保密工作以加強保密教育為基礎，強調提高機關工作人員和群眾的保密意識，群眾爭相檢舉揭發反革命分子，泄密現象逐漸減少。

在鄧小平領導下，西南地區迅速完成了保密體系的組建。該體系具有獨特、實用、全面的特點，并取得了明顯實效。

西南保密工作以建立保密干部隊伍為重點，組建了強有力的保密機構。1950年7月，成立以李達為主任的西南局保密委員會，統一領導西南全區黨政軍的保密工作。西南局保密委員會分情報、新聞、公安、保衛、機要、通訊等部門展開工作。隨后，西南全區師、分區、分部、處以上機關共組建保密委員會37個，由各級軍政首長負責領導，保密戰線工作人員增加到333人。領導機構鋪開后，西南保密工作迅速走上正軌。

西南保密工作以加強保密教育為基礎，注重預防，強調提高機關工作人員和群眾的保密意識。在布置1951年工作任務時，鄧小平要求：“一切國家機關和軍事機關，都要認真進行保守國家機密與軍事秘密的教育，建立嚴密制度，抓緊檢查，絲毫不容忽視大意。”按鄧小平指示，西南黨政軍機關、其他機關、學校、事業單位、工礦企業以及農村，都廣泛加強了保密教育，機關工作人員形成并提高了保密意識，群眾則爭相向公安機關和政府遞送反革命分子材料。在職業特務密集的云南，半個月內收到1.52萬份檢舉材料；重慶收到6000多份檢舉材料，4823名特務為首的反革命分子被檢舉出來，群眾還直接向公安機關扭送反革命分子815人；貴州3個月內收到檢舉告發特務反革命分子的信件8455份，廣大群眾自發包圍、追趕、搜索反革命逃犯。陷于人民群眾包圍中的特務感到無路可逃，紛紛自首，爭取寬大處理。鄧小平與賀龍、張際春和李達在1950年12月給中央的保密工作報告中指出，整個西南“數月來泄密現象逐漸減少”。

西南特務訓練有素，隊伍龐大，破壞力強，因此，保密工作必須以嚴厲打擊特務為必要步驟。在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時，西南不少干部群眾對于特務的處理尺度一時拿不準，怕犯“左”傾錯誤，在實際鎮反中出現寬大無邊、打擊特務不力的傾向。鄧小平對此立即予以糾正，要求把保密工作與鎮壓反革命運動結合起來：“繼續鎮壓反革命、保守國家秘密。”西南各省市區重點城市隨即展開抓捕以特務為首的反革命分子。重慶經過嚴密偵查，于1951年3月13日展開3次大逮捕，國民黨中統、軍統、美帝國主義特務機關和國民黨內調局等所屬特務頭目落入法網。成都隨后也展開統一行動，一次擒獲千人以上特務反革命分子。昆明于1951年4月公開審判參與殺害愛國將領楊虎城將軍、殺害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和聞一多及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特務分子，查宗藩、楊以模、湯時亮、李明山、李家杰、袁炳南等特務兇手受到應有懲罰；國民黨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起義后，協助云南省委抓捕了徐遠舉、周養浩、陳世賢等大批血腥罪惡分子，收繳保密局遍布云南各地的電臺，摧毀其活動據點；對于外省流竄和撤退進入云南的特務分子以及毛人鳳在云南安插的特務隊伍，則進行限期登記工作；意在煽動民族地區叛亂、分裂邊疆的帝國主義特務，引起西南人民的強烈憤恨，各階層群眾全力協助公安機關偵破和抓捕。至此，西南龐大的特務隊伍徹底瓦解，社會環境得到凈化。

 

鞏固成效，推進西南保密工作制度化

西南局頒布了《西南區保密工作條例》，使保密工作制度化，并開展經常性的保密檢查，使之成為執行保密制度、規范保密工作和提高保密工作質量的有力推手。

西南保密工作的成果來之不易，需要加以鞏固，用制度加以規范，形成長效工作機制。為此，西南局于1951年2月1日頒布了《西南區保密工作條例》，條例分6章35條，涵蓋保密工作的組織、任務、制度、會議、獎懲等內容。其中重點是保密制度，占據了條例內容的絕大部分。保密制度充分體現了鄧小平關于保密工作的指導思想，要求保密戰線將保守機密視如保護生命，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泄露國家機密。對于電報管理、機密文件保管、保密工作人員管理、報刊不得涉密和個人保密事項等，都有嚴格規定。鄧小平提出的要加強保密教育和經常開展保密檢查等內容，也作為正式規定寫入條例。保密工作條例的出臺，保證了西南保密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穩定化。

有了保密制度，展開經常性的保密檢查就成為執行保密制度、規范保密工作和提高保密工作質量的有力推手。鄧小平在西南局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要求各級黨委要經常關注保密工作，隨后，云南、貴州、川東、西康等省區立即展開調查，深挖潛伏在黨政機關中的特務和反革命分子，破獲一批國民黨三青團等特務組織混進黨政機關竊取機要文件、偷蓋公章和偷竊首長印章，制作假文件而造成巨大損失及混亂的案件。鄧小平還點名公布一批泄密案件，包括《新華日報》將鄧小平在西南局會議上的報告提綱丟失在馬路上、敵方特務5人潛入川西軍區一個師部通訊部門、184師電報不封口致使傳運中丟失4份等。各地隨即開展保密工作檢查，共查出西南黨政軍系統遺失電報197份。通過檢查，西南保密工作整體質量明顯提高。

主持西南保密工作這段經歷對鄧小平的保密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1979年11月2日，鄧小平針對當時泄密嚴重的情況指出：“過去規定，機密文件不能出辦公室，保密員帶文件出差要兩個人同行，不能一個人出去。現在卻有人把機密文件隨便放在自己皮包里，隨便帶到什么地方去，文件個人保管，喜歡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這樣不行！應該有章程嘛。”由此可以看出西南局時期的經歷對鄧小平保密思想的影響。 

 

（作者：劉 全 石龍龍，原載于《保密工作》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