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保密觀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

南宋朱熹（1130—1200年），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被譽為中國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其“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受到世界范圍的重視和研究。朱熹并未專門探討過保密，僅在討論其他問題的時候，順帶涉及，但內容精彩，對認識、理解中國保密史頗有價值。

首先，朱熹是贊成保密的。在朱熹看來，保密是一種美德，也是事業成功、家庭幸福的重要保障。他在與門人的談話中說：“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敬，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于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這里強調做人要低調、敬業、嚴謹、謹慎，和保密的價值傾向與要求一致，只是沒有說出“保密”這個詞。

從朱熹自身做人上也可以獲得印證。據李性傳《饒州刊朱子語續錄后序》記載：“先生（朱熹）又有別錄十卷，所譚者炎、興以來大事，為其多省中語，未敢傳，而卯火亡之，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這里說的不敢公開“省中語”的內容，主要就是保密的考慮，和沈括撰寫《夢溪筆談》時的謹慎如出一轍。朱熹有這樣的認識，可能與他50歲時的一件公案有關。當時朱熹正在知南康軍任上，曾用札子請求減免星子縣的稅錢，因不符合有關公文和保密規定（地方涉密事務方可用札子），遭言官彈劾，朱熹后來也上奏自劾。這件事對朱熹多少有些影響。

朱熹贊成保密，還表現在他對權謀的態度上。司馬光《資治通鑒》是當時的一部大書，受到廣泛贊譽。但朱熹在與弟子談話中認為：“溫公（司馬光）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如何存之，卻別做論說以斷之？”這段話主要批評《資治通鑒》的編纂體例不當，認為修史不應以自己的價值評判為標準，刻意刪減史事，而應把史事和自己的意見分開，修史當據事直書，評論可隨己意。但也可以看出，朱熹對權謀并不反感，甚至還是肯定的，而權謀包括保密。聯系朱熹在另外一處說的：“溫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曉。”又泛論說，“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圣人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可見朱熹對于政治問題的思考比較實際，看法也較通達，在理論上應該不會漠視或者反感保密這樣有助于成事的權謀，只是沒有明確表達出來。

在對一些具體史事的評述中，似可印證朱熹的這一主張。比如朱熹在批評北宋聯金滅遼政策時，引用了這樣一個例子。當時的高麗王多次請求宋徽宗派遣御醫前去幫忙看病。但兩名老御醫過去后，高麗王不問醫藥，每日只問“禁中事”。過了一段時間禮送二人回國，高麗王才說出真實意圖，原來他不贊成北宋當時的聯金滅遼政策，希望通過御醫向宋帝轉呈此意，還提供女真軍事機密（如拐子馬之類），但遣醫的決定明顯不智，“徽宗聞之，滋不樂，其懼其語泄”。兩名老御醫也被毒死。高麗王與徽宗在保密意識上的差距，也是二者在政治上高下的反映。朱熹就對高麗王的政治才能予以好評，“高麗與女真相接，不被女真所滅，多是有其術以制之”。所謂“術”，指的應是權謀、策略。元代著名歷史學家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也記載了這一件事，稱贊高麗王“求醫而獻忠謀”，并從兩國關系角度予以肯定。

要注意的是，朱熹對保密持正面態度，但和韓非子等人是有本質差別的。這突出表現為朱熹反對君尊臣卑。弟子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他回答：“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變。”在解說《論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時指出，這句話“亦有警君之意，亦不專主人臣而言也”“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為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這些話鮮明表達朱熹反對君權獨大的立場，和韓非子一味尊君抑臣明顯不同，由此推斷，朱熹不贊成韓非子過分強調保密之術、維護君權的觀點。

就實質來說，朱熹和司馬光立場比較接近，即認為保密重要，但要符合道德原則，反對在政治上耍陰謀、玩權術。比如批評當時臣僚以皇帝意志為尊的官場風氣，“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揭露宰相蔡京“作事都作兩下”的兩面派作風，在奪取燕州的決策中，蔡京不主作戰，但卻派自己的兒子參軍。其用意是“取燕有功，則其子在；無功，則渠不曾主”。蔡京出于同一目的，讓另一個兒子蔡條上書批評自己的不是。在君主專制下，臣民權利經常得不到保障，一人有罪株連九族是常態，臣下為避禍自保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性做法，但像蔡京這樣首鼠兩端的做法是為所有人鄙視的。朱熹不過表達了士大夫的共同立場。

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認為，朱熹的學說比較謹慎，也就對當地方官、做紳士有用。著名宋史學家鄧廣銘以朱熹對辛棄疾的評論為例，認為朱熹論人過于看重身心修養，不重實際。就保密問題看，章太炎、鄧廣銘兩位前輩的觀點似嫌武斷。在南宋歷史上，朱熹主要以學者身份出現，在仕途上頗不如意，登第50年，只做過9任地方官，在中央只做了1個多月的閑散官（所謂立朝四十日），但從他多次拒絕和辭去一些職務任命看，絕非政治素人，而有著比較敏銳的政治判斷力。南宋史學家李心傳也認為朱熹“非素隱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短促坎坷的政治生涯并未妨礙朱熹對政治問題的深入思考。以朱熹后來備受尊崇的地位，他對保密的正面態度，對廣大士大夫的保密觀以及明清保密政策應該皆有影響，不過更多細節還有待進一步挖掘。

（原載于《保密工作》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