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血脈——黨的秘密交通工作的前世今生

從建黨之初，黨的秘密交通工作就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緊密相連，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被譽為中國共產黨的紅色血脈。

初步建立

建黨初期，黨的秘密交通工作主要由黨員干部或領導同志的家屬兼辦，任務僅限于上海、武漢、長沙、廣州、天津、北平等幾個大城市地下黨組織的秘密文件和刊物的傳送。當時，黨的各級組織還未設立專職交通員，上下行文和分送出版物全靠郵局，而郵局都受當局主宰，甚至有軍警特務組成的郵件審查處，經常緝查共產黨的郵件。在這種情況下，黨的文件、革命刊物的寄送很不安全。如果在信件郵包上直接寫上共產黨員的地址和姓名，無異于向敵人通風報信。

為了傳遞文件，同時又不泄露秘密，黨組織主要采取兩種保密措施：一是委托代理人交接郵件，二是使用雙信封。委托代理人交接郵件，是指寄送文件的一方和接受的一方要事先選好通訊處，通訊處既不是共產黨員真正的住址，又必須完全可靠保證來信能夠收到。所謂雙信封，是指寄送文件時，在信封內再套一個信封，外面信封寫公開合法的地址和收信人私人姓名，套在里面的信封上寫實際送達的黨的機關名稱和收信人姓名（有時，在內信封也使用代號、代稱）。

比如，從1921年至1925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來往郵件，多數寫有“郵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處董亦湘收”。中國共產黨成立第一個領導機構——中央局后，由于中央機關除3個領導人外，沒有其他辦事機構和工作人員，中央局決定由黨員茅盾（沈雁冰）利用在商務印書館編輯《小說月報》的合法條件，擔任直屬中央的聯絡員。茅盾負責把各地黨組織秘密郵寄給中央的文件傳遞給中央，并負責外地黨組織來人的秘密接頭工作�！吧虾�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處”的通信地址是真的，而收件人董亦湘為化名，只要寫有董亦湘的名字，信來了立即有人取走。其中，在1923年的一份材料就有兩個信封，即外信封為“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處董亦湘收”，內里裝有小信封上寫“請送交中央局瞿秋白收”。

盡管采取了這些保密措施，但隨著敵人加強對控制下的各郵局信件、郵包的檢查，甚至不顧郵局勸阻而強拆信件和包裹，我黨的一些文件資料還是被敵人抄去，給黨組織帶來很大損失。為避開敵人對郵件的檢查破壞，保護黨的機密，1925年1月，中央組織部在《中央組織部工作進行計劃》中明確提出：“中央組織部須設一交通干事，其任務：指導出版部向各地擴張公開的宣傳品之銷路；籌劃向各地秘密地輸送本黨宣傳品及函件；擔任中央各機關間及中央與所在地地委間之交通�！蓖�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通告《關于建立和健全黨內交通問題的指示》，強調了黨的秘密交通工作的重要性：“這種工作在組織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脈，血脈之流滯，影響于人的生死�！�

黨的四大后，中央組織部設立了交通處。1926年7月，黨的秘密交通工作改由中央秘書長直接領導和管理，在秘書處內設置交通科。黨的秘密交通專職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但這時黨的秘密交通工作還處于初級階段，多數是由交通員偽裝身份，單線聯系，來往于各組織和領導人之間進行聯絡。

走向成熟

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各地黨組織相繼遭到嚴重破壞，黨的秘密交通也基本被全部破壞。根據斗爭形勢發展的需要，黨的八七會議通過的《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再次對秘密交通工作作出規定：“中央臨時政治局應建立全國秘密交通機關，與出版委員會的散布宣傳品的工作相聯絡，擔任傳達通告指令、輸送宣傳品等職任，并兼辦探聽反革命線索及其他各種消息各地環境的特務工作。各省亦有此等機關之組織，務使本黨有一個全國的交通網�！�

同年8月21日，中央發出第三號通告，對建立全國交通網作出具體部署，指出“八七緊急會議決議建立通達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達各縣的交通，各縣委建立通達各鄉的交通——構成一個黨的全國交通網�！�

根據第三號通告精神，中央秘書處分別設立了內埠交通科和外埠交通科。內埠交通科設若干秘密交通站，負責市內各機關、組織、領導人之間的聯絡、轉移、護送并運送重要物資。

外埠交通科的任務是具體負責中央機關與各地黨組織傳遞文件、運送物資、護送干部等工作。至1928年底，相繼開辟了從上海到天津、北平的北方秘密交通線，從上海到武漢的長江沿線秘密交通線，從上海到廣州的南方秘密交通線。為了防止敵人破壞，每條秘密交通線下面又開辟了多條秘密交通支線。每條秘密交通支線沿途都配有秘密交通站，交通站一般是以店鋪的形式做掩護，如電器公司、藥店、布店、雜貨店等。

為加強上海黨中央和蘇區的交通聯絡，1930年，中央軍委建立了交通總站。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后，中央軍委交通總站和外埠交通科合并，成立中央交通局，直轄于中央政治局，由周恩來、向忠發、李立三、余澤鴻和吳德峰組成委員會，吳德峰任局長、陳剛為副局長。在周恩來領導下，中央交通局從各省調來一批強有力的干部和交通員，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在上海和中央蘇區之間, 又建立起一條秘密交通線，被史學界稱為中央紅色交通線。

這條交通線由上海—香港—汕頭—大埔—永定—上杭—長汀—瑞金，蜿蜒曲折長達數千公里, 沿途設有不少交通大站、中站和小站，從未被敵人破壞過。許多中央領導同志都是沿著這條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

隨著對敵斗爭經驗的逐漸豐富，中央交通局的工作方式更加規范。在吳德峰的主持下，中央交通局制定了《秘密工作條例》，提出了秘密交通“迅速、準確、保險、可靠”的工作原則和5條紀律：1.不允許發生任何橫向關系；2.機關所在地，只允許上級了解下級，下級不允許了解上級、隔級和兄弟機關；3.黨內不該了解的人和事不問，不該看的文件不看，未經允許不得傳播自己所了解的事；4.堅守崗位，不允許搞群眾斗爭，不許照相；5.寫過的復寫紙、印過的蠟紙和有機密文字的紙屑要及時燒掉。

恢復發展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撤出中央蘇區，被迫長征，連接各地的秘密交通線幾乎全部中斷。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加強與各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及國民黨統治區和敵占區的溝通聯絡，中共中央決定恢復黨的秘密交通工作，重建中央交通局。為保守秘密，新組建的中央交通局對外稱“中央農委”，由當時的中央秘書長李富春直接領導，吳德峰任局長，機關選址在延安棗園候家溝。這一時期的中央交通局仍然擔負重要秘密文件傳遞、護送干部和物資運輸工作，但在機構設置上不再分內埠交通和外埠交通，而是分為國際交通處和國內交通處。

國際交通處主要負責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及蘇聯的重要文件傳遞和護送干部出入境任務。國際交通線一直是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聯系的重要秘密通道。在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聯系主要依托共產國際建立的秘密交通線，1931年，中國共產黨開始在滿洲里建立自己的秘密交通站，加強了與共產國際的溝通聯絡。1937年，這條國際秘密交通線遭到日軍的破壞，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新的中央交通局成立后，中共中央為了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系通道，開始著手建立新的國際交通線，開辟了延安—大青山—烏蘭巴托—蘇聯等多條國際交通線。

國內交通處主要負責建立中共中央與各個根據地、各個抗日武裝之間的聯絡通道。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與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各個根據地之間一直保持著兩條主要的秘密交通干線：一條是由晉西北到晉東南轉山東、蘇北到華東；另一條由晉察冀轉冀中、平西一直延伸到冀東。這兩條主要的秘密交通干線把十幾塊抗日民主根據地與延安緊密聯系起來。

1943年3月，根據形勢發展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決定，將中央交通局“歸并辦公廳之下成為一個交通科”，即中央辦公廳秘書處交通科。1947年3月，根據中央的戰略部署，中央辦公廳將全部工作人員分成3支隊伍，中央辦公廳秘書處交通科也分成3部分跟隨這3支隊伍，承辦黨中央、中央工委和中央后方委員會交辦的各項工作。第一支隊伍跟隨毛主席留在陜北，第二支隊伍跟隨中共中央工委書記劉少奇和朱德總司令轉移到河北西柏坡，第三支隊伍跟隨中央后方委員會葉劍英、楊尚昆轉移到山西臨縣三交鎮。

1948年4月，3支隊伍勝利完成了各自的任務，又跟隨中共中央一起轉移到西柏坡，并恢復了原建制，重組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交通科。1949年4月，中央辦公廳秘書處交通科隨中央機關遷到北京。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秘密交通工作主要是機要文件的傳遞。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國民黨殘余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活動猖獗，嚴重威脅機要交通安全，1951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將黨的秘密交通與軍郵工作合并，成立軍郵總局，統一負責傳遞縣以上黨政軍機關的機要文件。1953年，為了解決軍郵中平件與密件混同處理不利于保密等問題，中共中央決定實行軍郵分設，另行成立機要交通局，專門負責傳遞黨和國家的機要文件。1957年，為解決一般機要文件與重要機密、絕密文件的混同處理帶來的安全隱患及傳遞速度不快等問題，中共中央決定機要分設，成立機要通信機構，劃歸郵電部門領導，負責一般機要文件的傳遞，原有機要交通部門仍然保留，負責重要機密、絕密文件的傳遞。這種機構設置延續至今。

吳德峰二三事

吳德峰是黨的秘密交通工作的創建人、隱蔽戰線卓著的領導人，曾兩任中央交通局局長，為黨的秘密交通工作做出了突出貢獻，王震對他評價道：“越是滄海橫流，越顯出他的英雄本色�！�

1.分路救同志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后，中共中央決定將黨的活動中心轉移到蘇區，派遣周恩來等同志趕赴蘇區。他們將由上海乘船出發，途經武漢，抵達湖南株洲，再前往中央蘇區。按照中央部署，同志們分三批行動，第一批為王首道，第二批為周恩來，第三批為黃火青、黃志競。

三批同志全部出發后，時任中央交通局局長的吳德峰從情報中得知武漢出了叛徒，聯絡點遭到破壞，兇狠的敵人正在那里撒網布點、守株待兔、張大口袋，妄圖進去一個抓一個。

在萬分緊急的時刻，吳德峰表現出驚人的冷靜與沉著。他目視手表，屈指細算，精確地掌握了上述同志行程的時間、速度以及可能到達的地點，果斷作出了如下決定：派肖桂昌乘火車去南京接回周恩來；派戚元德乘飛機經南昌抵達九江，接回王首道；派賀步青趕到江邊接回即將乘船起航的黃火青、黃志競。他們按計劃分頭行動，圓滿地完成了任務，使眼看就要發生的一場重大事故煙消云散。

2.只身運金條

1930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經費比較困難，而鄂東地區（當時已為蘇區）打土豪沒收的一批黃金又運不回來。因數額較大，周恩來經過慎重考慮，把任務交給了吳德峰，要他選派得力人員運回黃金。

吳德峰接受任務后，認為事關重大，而當時中央交通局的同志多是年輕人，雖經政治審查可信可靠，但工作經驗不足，萬一有所閃失則后悔莫及，他決定親自去取。憑著多年地下工作經驗，吳德峰幾經周折，終于找到了化名胡梓的特委書記吳鐵漢。顧不上連日奔波的疲勞，吳德峰將約10斤的金條裝進特制的子彈袋里，馬上返回。

為做到萬無一失，吳德峰對保密可謂深思熟慮，慎之又慎，坐船怕被強盜搶劫，走大路怕國民黨崗哨搜查，他只好傍依大道走田間小道，不讓任何人接觸“千金之體”。步行兩天后，為爭取時間，才不得不搭船返回上海，將巨額黃金分毫不差地上交中共中央。

1940年，吳德峰出色地完成了在西安的情報工作任務，回到延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高度贊揚。不久，吳德峰出任重新組建的中央交通局局長。

（原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