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領導下的秘密交通

今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簡稱南方局）成立80周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的中共黨組織，以及在此范圍內設立的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等公開機構，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成立南方局。

秘密交通線的開辟

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慶成立。當時，重慶作為大后方的樞紐，擁有便利的運輸條件，南方局根據國共合作的新形勢，把我黨交通運輸工作的歷史經驗與現實條件相結合，創造性地開辟了秘密交通線。

一是利用國民黨控制的水陸空交通體系，以重慶、桂林、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為基點，以公開的貴陽交通站、衡陽交通站、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和駐韶關辦事處為掩護，建立秘密交通站，設專門機構或人員，在組織關系與管理上與公開交通截然分開，建立起一條北達延安，南至東南亞，同時連接東南局、新四軍的交通網。

二是由周恩來等領導人親自負責，董必武、葉劍英、博古直接參與建設，在南方局組織部具體分管下，專設交通處，廖似光、袁超俊、劉少文、趙平等曾具體負責。

為打退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南方局根據中共中央“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對秘密交通確立了“分散布置”“先從敵后布置起”和“向上發展”等原則，并在《關于組織問題的緊急通知》中作了具體規定：“建立完全秘密的接頭、會議、交通、通訊等機關，嚴禁無直接工作關系的同志進出這些機關，訓練秘密的交通。”

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南至香港，東至上海，西至西康，包括江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貴州、云南、四川等地，形成了5條主要線路。第一條以重慶為中心，建立了延渝線、川鄂線、川黔線、川滇線；第二條以桂林為中心，包括南方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南委）、廣西省工委、湖南省委的秘密交通；第三條以香港為中心，還與海外一些地區建立了獨立的交通聯系；第四條以上海為中心，在土地革命時期秘密交通線的基礎上建立，為溝通解放區、敵占區、國民黨統治區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五條是南委的交通線，北可與新四軍蘇北根據地聯系，南可溝通香港。另外還建立了南方局與各省委、特委的秘密交通。

皖南事變發生后，為了應對突發事件、轉移干部，南方局還建立了兩條相互平行、獨立運轉的交通線。一條是孫友余建立的，沿嘉陵江經重慶江北到四川，再到寶雞的川陜線；另一條是袁超俊布置的，從重慶江北統景經北碚、合川、銅梁、鄰水、大竹等到達縣的線路。

嚴密的保密設計

南方局成立之初，有的地方黨組織把秘密交通站、聯絡點設在《新華日報》分銷處等公開機關，交通員常出入其中，非常容易暴露，周恩來、葉劍英發現后，對這種情況進行了批評，并要求除指定的交通員外，其余從事秘密工作的人員不得出入公開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家。

南方局從所處的環境出發，創造性地提出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中共黨員，要實行“三勤”——勤業、勤學、勤交友，和“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同時針對秘密工作的特殊情況，要求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層工作和下層工作嚴格分開，具有公開身份的干部，不要同地下黨員發生聯系，從事秘密工作的黨員，一般也不到八路軍辦事處來等。此外，按照周恩來指示，南方局還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員會，制定了工作條例。

1942年3月，在《大后方黨緊急處置辦法》中，南方局又對使用秘密交通的方法作出更具體的規定，要求上下級平常不通信件，盡量以口頭傳達為主，可由交通員護送相關干部直接到南方局聽取傳達，或由交通員代為傳達，因特殊情況必須使用秘密交通時，應先規定專門暗語等。按照秘密工作規定，同一級黨組織的負責同志，不能住在一處，各自的地址也互不知曉，需要聯系時，須通過秘密交通接頭。

各地到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人員，先約好在重慶市內的見面地點，由交通員去接，或約好夜晚悄悄進入辦事處。毛澤東曾說紅巖村是“一個山頭，兩個世界”，周圍布滿了特務，稍有不慎就會造成嚴重后果。

有一次，孫友余到八路軍辦事處向周恩來匯報工作，掏口袋時掉出了一本電報明碼，周恩來當即嚴肅批評：“為什么身上帶著文件！”雖然電報明碼不涉密，但身上帶著任何能說明自己身份的東西，都是違反保密紀律的。從此以后，孫友余凡外出執行任務，身上均不攜帶片紙只字。

從八路軍辦事處去往各地的人員，都由汽車先送到城內，除了要走的同志外，還故意擠滿一車人。到城里后，先讓別的同志下車，吸引特務跟梢，最后再把要送走的同志放下車，由城內的交通員護送或自行買票離開。有時就在路邊一側下坡的位置將要送走的同志放下，方便其迅速離開。因為交通員的謹慎細致，這方面從來沒有出過差錯。

1944年，為了送兩個廣東的同志去南方，劉少文提前一兩個月就與交通員研究接送辦法。這兩個同志需要在市區停留兩晚，住旅館如果遇到特務盤查很容易發生危險。交通員冒著酷暑跑遍大街小巷，在一條僻靜的馬路邊租到一間房，自己又試住了一段時間，觀察周圍環境和左鄰右舍沒有可疑情況后，才放心地將這兩位同志接去。

為了不泄密，所有反映秘密交通關系的名單、地址、聯絡方式、暗號等都寫在一本兩寸長、一寸寬的極薄的小本上，與一盒火柴放在一起，一旦出現緊急情況立即銷毀。

秘密交通線上往來的情報也要使用密語或隱語——最早是用米湯一類的淀粉或明礬水書寫，用碘酒或水涂后顯影，后來逐漸被特務識破，就用黃血鹽溶入水中寫字，綠礬水涂了顯影，或者反之。還有事先約定隱語通信，如用反語，“大爺某月某日不會來”就是“大爺某月某日會來，請接洽”的意思。機密文件都寫在極薄的紙上，卷好藏到自來水筆的筆管里、牙膏管內，或縫在衣服的邊角。從事秘密交通工作的同志，還廣泛利用從各方搜集來的國民黨機關信紙信封、空白路條，必要時甚至用肥皂刻制國民黨機關印章，蓋在假證件、路條上，供交通員使用。

共同的戰斗

南方局十分重視對在秘密交通站、情報點工作的同志進行思想教育，常常有機會就召集他們回紅巖村，學習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合法斗爭與非常斗爭，以及上層統戰與下層發動的方法策略等，并進行氣節教育。周恩來總要擠出時間與這些同志談話，有時一談就是三四個小時甚至通宵，還經常作形勢報告，幫助他們堅定信心。

1942年，南方局召集部分同志回紅巖村匯報工作、學習黨的整風文件，時間長達1個月。為了保密，交通員被專門安排在相對獨立的房間，食物由專人送至房內，領導同志找他們談話時，也都親自上門。

有一次，交通員楊仲明回到八路軍辦事處向劉少文匯報工作，住在紅巖村期間，偶遇了自己的入黨介紹人、川北工委書記王敘五，倆人已六七年沒見面，在此相遇都十分興奮，王敘五就到楊仲明房間想多聊幾句。剛剛坐下，劉少文就推門進來，嚴厲地責問王敘五：“你為什么來這里？”他們知道自己違反了保密紀律，有著20多年黨齡的王敘五像做錯了事的小學生，頓時面孔通紅，連連檢討。劉少文接著追問他們的關系，并要求楊仲明書面報告相關情況，接受組織審查。

嚴格的保密紀律和強有力的思想教育，保證了南方局領導下的交通員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做到臨危不懼、忠誠于黨。根據周恩來指示，由鄂西特委撤退到重慶的唐亞子夫婦，在小梁子鬧市區的馬路旁搭了一處木棚，以賣香煙、肥皂為掩護，建起一個特殊的聯絡點，聯系人是袁超俊。1946年，袁超俊調往上海，唐亞子夫婦便轉由四川省委副書記張友漁聯系，1947年，四川省委機關突然被查封，人員被迫撤回延安，唐亞子夫婦與上級失去了聯系，但他們一直堅守著自己的崗位，直到解放。

我國沿海口岸被日軍占領后，滇緬公路成為唯一的國際交通線和支持抗戰的“動脈”。為了打通這條交通線，周恩來向秘密黨員盧緒章布置了一項特殊任務：利用個人關系建立黨的秘密據點。盧緒章在上海有一家廣大華行，在昆明也開有分行，多年來積累下一定的經營實力和社會基礎，同時他為人穩健、組織性強，非常適合做秘密交通站負責人。此后，廣大華行由南方局直接領導，不能與地方黨組織發生橫向聯系，盧緒章也不能暴露政治身份，包括對自己的父母和妻子。

為了完成黨交給的任務，盧緒章將廣大華行遷往重慶，并在昆明、成都、西安、蘭州等地都開設了分行或辦事處，使廣大華行形成了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西北交通網絡。盧緒章還廣泛結交各種社會關系，通過國民黨軍政人員，他能順利買到去各地的機票，為秘密交通提供了極大便利。經過極其艱難的開拓，廣大華行打通了從上海到香港、海防、昆明、重慶、西安、蘭州、新疆，甚至到蘇聯的秘密交通線。盧緒章領導的廣大華行也為黨組織提供了不菲的經費，僅1942年，就一次性給韶關地下黨組織提供了85萬法幣現金。為了黨的事業，盧緒章以國民黨特別黨員、第二十五集團軍少將參議的身份周旋于國民黨上層人士及商場間，他一直牢記周恩來的教導“要像八月風荷，出污泥而不染”。廣大華行關閉時，盧緒章和商行黨員們將個人紅利和結余的100多萬美元全部作為黨費上交。

在南方局的秘密交通線上，也有許多交通員獻出了寶貴的生命。1942年，南委遭破壞后，交通員張海萍被捕，她用自殺的方式向黨組織報警，保護了黨的機關和干部。南江秘密交通站負責人黃紹輝的公開身份是巴山石墨公司業務員，他以此為掩護，開辟了一條繞過甘肅邊境進入陜甘寧邊區的交通線，后來根據組織安排，他又在裕中水電商行等從事秘密交通工作，直至被捕，1949年犧牲于渣滓洞。

南方局領導下的秘密交通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初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保證了大量物資的運送、黨和抗日軍隊及各類人員的往來，還承擔了傳達上級指示、聯系下級、保衛黨的機關等各項艱巨任務。80載風云際會，歷史不會忘記，更多秘密交通線上的故事正被挖掘。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