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反“圍剿”斗爭中的保密故事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后，中國革命進入了創建紅軍和根據地、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武裝斗爭的新階段。1930年底，蔣介石調集重兵，開始對各蘇區進行“圍剿”。在激烈而殘酷的反“圍剿”斗爭中，由于敵我力量對比異常懸殊，紅軍在作戰中能否做到秘密且神速，成為制勝的關鍵。黨中央和紅軍始終站在保生存保勝利的高度，把保密工作擺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從“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到“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反“圍剿”斗爭中每一個精彩故事的背后，都離不開卓有成效的軍事保密工作。

紅軍保密工作的建立與展開

紅軍創建初期，由于作戰環境艱苦，各級指揮機關并不十分健全。1928年11月，紅四軍建立了井岡山前敵委員會（以下簡稱前委），設立了秘書處保管機密文件。據賀子珍回憶，當時，紅四軍前委和湘贛邊界特委有兩只鐵皮箱子放在茅坪八角樓里，存放著前委和特委全部機密材料。首長們開會討論工作或研究作戰，都在八角樓內進行，機要秘書充當記錄員兼做提供材料的工作。

隨著紅軍不斷發展壯大，各主力紅軍在指揮機關中均相繼編配了秘書機構和工作人員。如1930年8月，紅一方面軍成立后，不僅在總前敵委員會設立了秘書長一職，而且在總政治部下面設立了秘書處；在師以上單位也大多設立秘書處，少數稱辦公處或辦公廳、總務處。在團以下機關、部隊也編配秘書、技術書記、文書等，負責管理文件。在紅軍總部機關和各部隊指揮機關中，秘書處（科）或秘書的主要職責，除負責機密文件的處理、保管外，還負責部隊的實力統計、編制表的設計、人員名冊及履歷表的管理等。

在建立各級保密工作機構的同時，紅軍也制定了較為嚴格的保密規章制度，包括司令部工作制度、文電批簽制度等，堵塞一切可能發生的泄密漏洞。紅軍保密工作的逐步建立和展開，不僅使各級指戰員樹立起強烈的保密意識，也教育和影響了蘇區的廣大群眾，使他們自覺幫助紅軍保守秘密，開展保密領域的“人民戰爭”。

1930年10月，國民黨軍開始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紅一方面軍根據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戰略方針，后退到根據地中心地區待機破敵。廣大蘇區群眾則堅壁清野，嚴密封鎖消息，使進入蘇區的國民黨軍既找不到向導，又找不到糧食，耳目閉塞，苦不堪言。他們在戰報中發出這樣的感嘆：“到赤區作戰是漆黑一團，如同在敵國一樣。”

12月30日，國民黨“圍剿”軍的主力——第18師張輝瓚師部及兩個旅從東固出發，撲向龍岡。由于紅軍的行動秘密且神速，群眾嚴密封鎖消息，敵人進入龍岡后，根本不知道紅軍主力已在四周隱蔽集結。第二天，當敵人繼續東進時，陷入紅軍重圍，一天之內全軍覆滅，張輝瓚本人也當了俘虜。此戰的勝利，是蘇區廣大軍民齊心協力的結果，特別是對紅軍行動實現了嚴格的保密。正像毛澤東在《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中所寫的：“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一部半電臺”起家

1931年春，蔣介石調集2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二次“圍剿”。敵軍西起贛江，東至閩贛邊境武夷山下的建寧，構成長達700里的弧形戰線。

敵人大兵壓境，紅一方面軍主力僅有3萬余人，如何破敵？毛澤東、朱德決定將紅軍主力隱蔽集結在靠近敵人的東固地區，以便尋找戰機。然而，數萬紅軍迫敵而居，一旦走漏消息，敵人就會聚攏而來，對紅軍形成包圍之勢，最近的敵人距離東固不過半天行程。毛澤東敢走這步險棋，與他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分不開的。蘇區群眾根據各級蘇維埃政府的指示，一致動員起來，實行赤色戒嚴，嚴密封鎖消息。很快，東固山區四周成了“銅墻鐵壁”，每一座山頭都有地方武裝巡邏，每一個路口都有群眾的暗哨。就這樣，紅軍主力數萬人在東固地區隱蔽待機長達25天，敵人始終未能察覺，堪稱戰爭史上的奇跡。

5月初，紅軍耐心尋找的戰機終于出現，而在偵察敵情中立下頭功的，是紅軍剛剛建立不久的無線電通信電臺。原來，在第一次反“圍剿”的龍岡戰斗中，紅軍不僅殲滅了國民黨軍第18師兩個旅，而且繳獲了敵人“半部”電臺（因發報機被砸壞，實際上只有收報機能夠使用），并俘獲了10名無線電臺工作人員。在幾天后的東韶戰斗中，紅軍又繳獲了國民黨軍譚道源師一部15瓦的電臺。從此，以“一部半電臺”起家，紅軍建立了自己的無線電通信和無線電偵察力量。

從開展無線電通信工作之初，紅軍就建立了嚴格的通信保密制度，從而保證在這一領域的斗爭中牢牢占據主動地位，而國民黨軍則因為在通信保密方面的疏漏付出了慘重代價。5月14日傍晚，紅一方面軍總部電臺截獲了敵人第28師（駐富田）電臺用明碼同該師駐吉安留守電臺的通報。在這份通報里，敵人明確告知，準備次日早晨出發開往東固。這是個至關重要的情報，值班員馬上匯報給了司令部首長。毛澤東和朱德最終定下決心：集中兵力先攻打從富田和固陂圩出動的敵人。3萬多紅軍迫敵而居20多天，終于等來了戰機！

由于準確掌握了敵軍的行動時間和路線，紅一方面軍集中主力，一舉殲滅了脫離陣地向東固開進的敵人第28師，并由此在敵人的陣線上打開了突破口。此后，紅軍連續作戰，連打五個勝仗，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正像毛澤東在《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中所描述的：“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建立嚴格的保密制度

反“圍剿”斗爭的實踐表明，保密問題十分重要，事關軍事行動成敗。正如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革軍委）在《關于嚴密組織與保持秘密的幾個補充指示》中指出的：“在國內戰爭中講求秘密，更成為爭取勝利中一個先決條件和保障作戰計劃完滿實現的主要前提，在秘密迅速堅決干脆的作戰基本原則中，秘密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第二次反“圍剿”戰爭中，國民黨軍隊電臺紀律松懈、保密制度不嚴，既為紅軍的無線電情報偵察提供了機會，也從反面提醒紅軍機要人員務必建立嚴格的通信保密制度和紀律。1932年7月2日，中革軍委發布了《關于無線電通訊簡則的訓令》，這是以中革軍委名義最早正式頒發的紅軍第一個無線電通信工作法規。《關于無線電通訊簡則的訓令》強調了無線電通信紀律的極端重要性，規定了無線電通信的7條原則，要求高級指揮員切實執行。

就在這一時期，紅軍相繼發生了幾起嚴重的失泄密事件，迫使紅軍緊急更換了通用密碼，雖未造成嚴重后果，卻也敲響了警鐘。1932年9月10日，中革軍委發布了《關于保障無線電密碼通信安全的密令》，再次強調無線電通信保密的極端重要性，并在《關于無線電通訊簡則的訓令》的基礎上，對機要保密重申了6點具體要求。1933年9月18日，中革軍委又頒布了《關于保持機密問題的訓令》，再次對通信聯絡保密問題作出具體規定，包括電話通信要特別注意技術上防止失泄密、特別要防止敵人竊聽等。

據不完全統計，僅從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就下達了10余份有關保密工作的指示和訓令。這些條例條令文字簡短易懂，內容緊貼戰爭實踐，成為廣大官兵和機要人員執行保密制度的基本依據。

領導帶頭執行保密紀律

在復雜激烈的反“圍剿”斗爭中，黨中央、中革軍委和紅軍領導人不僅對保密工作高度重視，而且以身作則，帶頭執行保密紀律，親自主抓保密工作，對全軍官兵起到了很好的教育示范作用。

1931年夏，國民黨軍調集30萬人，對中央蘇區發起第三次“圍剿”。紅一方面軍主力3萬余人千里行軍，從閩西向贛南的興國地區集結。此后，為突破敵人的包圍圈，紅軍主力需要利用夜色掩護，從兩股敵人之間相距約20公里的縫隙中跳出去。這一行動能否成功，關鍵是保密。如果被敵人發現，紅軍將遭受滅頂之災。為了保證行動的成功，各級指揮員和政工干部深入連隊，進行動員和檢查督促，要求嚴格做好行動的保密工作，一切能夠發光、反光的東西都要隱蔽好、偽裝好。規定行軍中不準講話，不準咳嗽，不準吹號、吹哨子；前后聯絡用扎在左臂的白毛巾作標記等。

行動開始后，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在夜色中還有一個可能暴露紅軍行蹤的漏洞——電臺的無線電信號。毛澤東馬上找來電臺人員伍云甫，經詢問，得知缺少電鍵，電臺就不能工作，遂讓伍云甫收集來電鍵，交給警衛員并交代：不到目的地，不許任何人拿走電鍵！這件事雖小，卻體現出毛澤東對保密問題的極端重視。他的這一舉動，對電臺人員乃至全體紅軍指戰員是一次很好的保密教育。

為了在廣大官兵中間牢固樹立保密意識，紅軍在加強保密教育的同時，還強調嚴格執行保密紀律，對違反者嚴懲不貸。1934年2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在瑞金召開。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在會上發表了《一切政治工作為著前線上的勝利》的演講，其中專門強調了執行保密紀律的問題。他指出：“保守軍事秘密問題是很重要的，有時敵人捉到我們落伍兵便可以知道紅軍軍事上的部署，這一問題非常嚴重。在與敵人決戰當中更要特別注意。保守軍事秘密是一條紀律。”“以后如果有這種泄漏軍事秘密或失落密件的事發生，必須受到軍法嚴厲制裁。”同年4月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對竊密和泄密行為的處罰也進行了明確規定。當時，正值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廣昌保衛戰，紅一方面軍無線電第4分隊報務員林卓然（系原國民黨軍第28師電臺報務員，被俘后參加紅軍）因通敵并策動部分電臺人員逃跑未能得逞，被中央蘇區國家政治保衛局公審并處決；紅3軍團無線電分隊報務員韋文宮（系原國民黨軍第18師電臺報務員，被俘后參加紅軍），由于私通敵臺被處以死刑 。

正是因為紅軍廣大官兵和蘇區人民群眾在保密問題上眾志成城，才保證了反“圍剿”作戰的接連勝利。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