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保密鋤奸斗爭

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爭取民族解放、捍衛自由獨立的正義戰爭，是中國近代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爭，也是中華民族由災難深重走向偉大勝利的歷史轉折點。在這場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挺進敵后，不但在硝煙彌漫的公開戰場打敗了一個個強大的敵人，而且在隱蔽戰線開展了強有力的保密鋤奸斗爭，挫敗了一個個頑劣的對手，保證了八路軍、新四軍的純潔鞏固，保衛了我軍事秘密安全，為開創人民軍隊保密工作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證。

敵特間諜猖獗  我軍保密工作面臨嚴峻形勢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為艱苦卓絕的戰爭，而人民軍隊在敵后戰場面臨的游擊戰爭環境則更為險惡。侵華日軍在以重兵掃蕩我抗日根據地的同時，還派出大批間諜、漢奸潛入我抗日根據地刺探軍情、偷竊文件，國民黨特務機關也在暗中活動，竊密與反竊密斗爭異常激烈。

1939年6月8日，第十八集團軍以司令部政治部名義發布《關于保守軍事秘密》的訓令，闡明了抗戰開始以來保密工作面臨的嚴峻形勢。訓令強調，日寇“一方面集中巨大兵力進行掃蕩華北、進攻西北，另一方面則加緊其政治陰謀，收買訓練大批漢奸、敵探、托派、小偷等，潛入我抗日根據地，甚至打入抗日軍隊進行偵探軍情、偷竊文件以及其他陰謀活動，以配合其武裝進攻”。敵人的竊密活動，不僅極大危害我軍事秘密安全，也對我抗日游擊戰爭的成敗造成直接威脅。

侵華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組織了龐大的諜報網，建立了大量的諜報機構，如關東軍情報部，華北、華中、華南派遣軍參謀部情報處、憲兵隊、特高課以及汪偽政權的特工總部、華北政務委員會情報局等，專門收集情報，刺探軍情。日軍為了培養和使用間諜，專門建立了一批間諜培訓機構。當時，在北平有一所叫“密書學校”的日軍間諜訓練所，從日本侵略軍中挑出的學員要進行為期3個月的嚴格訓練，以掌握間諜技能。為打入八路軍內部，他們設計了諸如“逃跑”“掉隊”“輕傷”以及“共產主義者的自愿投誠”等方法；為獲取我軍情報，他們則訓練這些間諜通過細致觀察分析中共抗日武裝情況，特別是通過與中共干部交談獲取其不經意間透露的秘密信息。此外，日軍還發展了大量的中國籍間諜，潛伏在中共及抗日武裝隊伍中。

日軍使用間諜，除了利用他們直接獲取軍事秘密外，還常常上演“偽裝”的戲碼，即選擇合適的人偽裝成堅定的中共黨員，伺機建立一個偽中共黨組織，吸引真正的中共黨員加入，在不知不覺中擴大間諜網。青州日本憲兵分遣隊就曾成功“策反”了一名中共黨員成為間諜。1940年8月，以此人為中心在山東益都城內建立起一個偽中共黨組織，四處活動，召集了不少抗日分子。一個多月后，中共益都縣委書記誤以為這個組織是真正的中共黨組織，結果整個益都黨組織都被暴露，損失嚴重。

此外，國民黨特務機關也暗中向我內部滲透。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防治異黨活動辦法》，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隨后擬定的《共黨問題處置辦法》和《淪陷區防范共黨活動辦法草案提出》：“加強特務工作……組織特種黨團，打入共黨組織”“策動淪陷區本黨忠實黨員，打入共產黨各級組織，從事內線工作，刺探其內情，并分化其力量。” 1939年，軍統在陜西漢中成立直屬西北特聯站（1943年改稱西北特偵站），設立“漢中特訓班”，先后訓練200多名特務。這些特務都負有滲透、搜集情報、從事破壞、發展組織和暗殺任務。沈醉在《軍統內幕》一書中說：“軍統局過去一直把對陜甘寧邊區的特務活動當成重點，戴笠也經常親自主持這方面的工作，并且異常重視。”

日寇和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竊密活動，對我軍的敵后抗戰特別是作戰活動，構成了嚴重威脅。八路軍、新四軍的戰況報告如《八路軍總部關于晉北冀西游擊戰情況報告》（1937年12月20日）、《八路軍總部關于河北山西等地區戰斗情況報告》（1938年1月24日）等多次記載因漢奸告密造成我軍事行動失利的事例。在這種嚴峻形勢下，防諜鋤奸斗爭成為堅持敵后抗戰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

中央統籌部署  大力開展防諜鋤奸工作

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和“以政治基礎為主”，是抗戰期間我黨我軍開展鋤奸斗爭的基本原則。1937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紅軍中黨及政治機關在新階段的組織的決定》，把鋤奸工作歸屬于各級政治機關，作為政治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同年10月，組織部的調查科改為鋤奸部。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在總部、各師（旅）及軍區成立鋤奸局（后改為鋤奸部，歸各級政治部領導），團設特派員，政治部歸并至鋤奸局，鋤奸局長由絕對忠實及有信仰的干部擔任，以便加強黨的領導。1938年，又在團以上機關由軍政主官、政治部（處）主任和鋤奸部（科、股）長組成鋤奸委員會。這些重大決策和部署，從組織體制上保證了黨對鋤奸工作的絕對領導。

建立嚴格的法規制度和條令條例，是開展鋤奸工作的必要保障。1938年10月，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頒發《關于軍隊鋤奸工作及組織條例的規定》；1940年9月，總政治部頒發《關于鋤奸人員守則》；1941年1月21日，總政治部發布關于保密工作的《訓令》，針對防諜問題進行了專門強調，對秘密事項、文件資材保管、外來人員、個人生活等都作了詳細規定，對鋤奸保密工作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此外，八路軍、新四軍也相繼頒布了有關條例。這些規章制度不但規定了鋤奸保衛工作的性質、任務、主要工作及組織編制，而且規定了各級鋤奸部門、鋤奸干部及其子女的具體職權和行為準則、工作程序，適應了抗日戰爭期間保密斗爭的需要。

為了純潔內部，黨和軍隊還加強了干部審查。黨中央先后下發《中央關于審查干部問題的指示》（1940年）等文件。1939年至1945年間，全黨范圍內深入開展了3次對干部的清理審查運動，特別是對政治面目不清、來歷不明和在重要關節含糊不清的干部進行政治審查，清除干部隊伍中混入的漢奸、特務。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也多次下達文件指示，加強政治審查。1940年9月3日，總政治部在鋤奸工作的指示中，對政治審查作了10條詳細規定，部隊指戰員普遍反映，他們的“兩只眼睛都亮了”。

實行專群結合  使敵特奸細無處藏身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抗戰期間，在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堅強領導下，各抗日根據地依靠堅實的群眾基礎，專群結合，充分動員人民群眾參與鋤奸斗爭，使敵特奸細無處藏身，在隱蔽戰線領域印證了“兵民是勝利之本”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

廣泛建立鋤奸群眾組織。在黨和軍隊建立各級鋤奸機構的基礎上，各抗日根據地還在基層組織中普遍建立了“鋤奸保衛委員會”和“鋤奸小組”。據陜甘寧邊區1939年1月統計，共建立了700個鄉鋤奸委員會、9000個鋤奸小組，組員達10萬余人。各級政府還注意充分發揮自衛軍、少先隊、兒童團的作用，把廣大民眾都組織到鋤奸斗爭中來，積極主動查路條、抓特務，探敵情、送情報，保護共產黨員、掩護革命戰士，形成了良好的保密氛圍。在日軍對抗日根據地掃蕩期間，日軍逼迫被抓的深縣王家鋪子20多名群眾說出八路軍藏身之處，殺一個不說，又殺一個還是不說，連續殺了14人，群眾仍然沒有吐露一個字，用生命保護了黨和八路軍的秘密。根據地民兵還運用各種辦法打擊漢奸：山東奉山區民兵化裝成小商小販，深入敵區捉特務漢奸；濱南戰斗英雄張思孟，深入據點附近，兩天就抓獲6個漢奸；“老鷹捉雞”“貓兒捉鼠”“太公釣魚”等戰術也都是民眾在鋤奸斗爭中的靈活創造。

大力開展保密鋤奸教育。鋤奸人員經常利用集鎮趕集、過春節等機會，向民眾發送報紙刊物，以表演戲劇等形式宣傳保密鋤奸工作，還開展公審大會、鋤奸大會等，將當地民眾最痛恨的漢奸扎成紙像，經大家公審判決。這樣做，一方面給當地壞分子帶來精神上的打擊，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激起民眾的反奸運動。同時，加強正面宣傳，對在鋤奸工作中立功的群眾進行表彰，也是鋤奸教育的重要內容。各級鋤奸機構經常組織民眾參加鋤奸座談會、鋤奸晚會，形成“匹夫有責”的鋤奸氛圍。《濱海區1944年鋤奸工作報告》顯示，1944年濱海區民眾參與鋤奸達4萬多人，接受鋤奸教育的民眾達13萬人之多。通過保密鋤奸教育，蘊藏在民眾中的鋤奸熱情得以激發，大家均發誓不做漢奸，保證將做漢奸的家屬爭取回家或秘密抗日，積極舉報潛伏在根據地的日本特務與國民黨特務。

積極建立秘密工作網。在敵人內部和敵占區群眾中發展可靠的秘密力量，建立秘密工作網，實施“反偵察”，是保密鋤奸工作的重要一環。抗戰初期，這種秘密力量沿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名稱，叫作“網員”。后根據中共中央社會部1941年4月4日制定的《保衛網組織條例（草案）》，改稱“保衛員”。保衛員受鋤奸保衛部門的領導，有的3至5人編為一組，2至3組編為一隊，指定組長、隊長負責，并與鋤奸保衛部門聯系；也有的單獨活動，單線與鋤奸保衛部門聯系。1939年11月的一份陜甘寧邊區群眾鋤奸組織統計表顯示，鋤奸網員達到4859人。1943年，憑借偵察保衛員和敵工部人員機警敏銳的觀察與細致透徹的調查，冀魯豫軍區成功破獲一起日本籍日軍間諜案件。這是我軍反間諜工作的經典案例之一，有效保護了我軍事秘密安全。

抗日烽火中的保密鋤奸斗爭，是隱蔽戰線的殊死搏斗，是保守我軍事秘密的堅強利劍。八路軍、新四軍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力量，通過卓有成效的保密鋤奸工作，有效保護了軍事秘密安全，為敵后游擊戰爭提供了重要保障，也為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后我軍保密工作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0年第4期）